故事分享

致：在抑鬱裡掙扎的你

香港社會對精神病患的態度雖然比以前開放，而且越來越多人關注精神健康，但是社會上仍然有不少人對精神病存有不少偏見和誤解，例如精神病患者被標籤為暴力、有攻擊性的危險人物，導致仍有不少受精神病困擾的人因為這些社會強加的標籤而不敢求醫。因此，我希望分享我的故事，打破沉默。

在親朋戚友的眼中，我是一個愛笑愛說話的陽光女孩；而從樣貌上，我也只是個普通人，與其他的年輕人無異。可是外貌不能讓你知道我心底裏有多討厭自己學業成績永遠都不夠其他人好，而開朗的面孔亦不能讓你知道我有多少次想衝出馬路，由得車撞死自己的衝動。所以當身邊的人得知我患有抑鬱症，他們大多數都感到驚訝。反而我自己對這事一點也不感到驚訝，現在回想過去，抑鬱的症狀一早已經出現，我當時應該就要處理這個問題，可惜我沒有去做。

尋求協助的勇氣

如果兩年前沒有因為懷疑自己有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ADHD)而找精神專科醫生，我都不知道我會再拖多久才會去找我多年前應該要得到的協助。我明白主動求醫是個不容易作的決定，因為這個決定代表著：1)承認自己的問題、2)需要其他人的幫助，但這並不代表你是弱者。萬事起頭難，踏出第一步背後需要莫大的勇氣，而決定要走這段康復之路已經是勇敢的表現。

經過醫生的診斷後，我ADHD的情況得到改善，我感受到廿年來缺乏的專注力，有一種我從腦袋奪回控制權的感覺，人生第一次終於能夠專心做好每一件事。更高興的是，我在第二個學期的成績有顯著的進步，令我對自己的期望、要求提高，從而壓力亦逐漸增大。不知不覺間，一個歪曲的想法在腦海開始浮現：「既然我已經看過醫生吃了藥，我就要把書讀好，追回在中學已虛度的光陰。」這個想法同時意味著之後的日子不可以讓自己行差踏錯，因為只要其中一科的等級比上一個學期低，我就不能維持之前的成績，所以一直以來因學業成績壓抑著的負面情緒終於在那時拖垮了我，觸發了醞釀已久的抑鬱症也是意料中事。

當時的我只要一見到成績下滑，即使輕微失手，自己便開始責備自己，對自己說出很多苛刻的說話，例如「由細到大你都係咁冇用，不如死咗佢算啦，你嘅存在根本浪費緊資源」，自我打擊令我失去生存動力，而情緒低落到天天都在哭，直到某一天我發現哭泣已經不足以宣洩情感上的痛苦，於是我選擇了自我傷害去處理這些情緒。每次內心感到悲痛，我自自然然地去傷害自己。自傷能夠帶給我只是短暫的釋放，未能帶我脫離痛苦，但我仍然繼續傷害自己，除了我認為自己值得懲罰，另外是自傷成為了我每天必做之事。可是，每次傷害自己之後，我更加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令到自己病情越來越嚴重。我知道我需要把這事盡快告訴醫生和輔導員，但我覺得我辜負了他們的努力，不值得他們的幫助，不過我慶幸我最後鼓起勇氣向他們坦白，不然我現在都不會在康復中。

你，並不孤單

決定要面對、處理自己的病非易，尤其是你認為自己無藥可救，或不值得康復，但我希望你知道精神病是真實存在的病，而病並非可以靠意志來控制，你亦無須因為病而發生的問題而感到罪疚，因為生病不是你的錯，你是值得得到治療和協助。你可能需要極多時日才能從抑鬱症中康復過來，不過我想你知道你不是孤軍作戰，我仍然在康復中，每天仍然都要對抗抑鬱，而且我相信你身邊的人會一路上支持你。最後千萬不要認為抑鬱或其他精神病患是不能治好，我剛剛好已經有一年沒有自傷，康復對你、對我不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是有可能達到的目標。希望我能夠啟發到你踏出尋求協助的第一步。

Sandy Ma
二十出頭大學生，曾修讀心理學副學士，現修讀英國語文研究。
閒時喜愛與朋友遠足，間中也會寫關於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與抑鬱症的文章在社交平台分享。

我對香港教育的見解

我在十四歲時離開香港到加拿大升學，發現香港與加拿大在教育和家庭方面的關注點十分不同。雖然我已不是在香港居住，但仍有閱讀香港新聞。身為教育心理學的博士生，我十分關注學童的心理健康。近年，香港有多名學生自殺身亡，故此想分享一下我在香港期間的一些觀察。

在香港的一個月裡，我感覺到那種像要完成不可能的任務的巨大壓力。雖然我不是高中生或大學生，但單單是聽到或看到社會和家庭給予學生的期望已感到透不過氣來。當讀到南華早報報導中學文憑試優異生的故事時，我感覺到他們所考取的成績就是一般家庭所要求的標準。一些遭逢不幸但仍然表現理想的優異生固然可以鼓勵其他有類似情況的學生，但另一方面，應屆考生也有可能因此而對於自己的表現自慚形穢。其實，是否可以報導一些表現平平，但仍能入讀心儀科目的故事？

讓學生按自己的興趣及志向訂立目標

在加拿大，我的工作會接觸到有不同困難的學生，如自閉症、讀寫障礙、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或是焦慮症的學生。他們或未能得到完美分數，可都擁有個人目標與興趣；他們或未能進入最理想的學校，但我們會一起按著SMART原則（具體、可量度、可完成、實際、具時限性）訂立目標，這比追求完美分數更可行實際。研究指出，擁有SMART目標對一個人計劃將來更有建設性，所以我會與學生們討論他們的興趣及志向，包括一些一般人看來非傳統及具穩定收入的工作，例如藝術創作。

在香港期間，我接收到社會所發出的訊息就是進入大學以外的院校都不值得自豪。父母不會跟別人談論子女在大專或職業訓練學校的成就，而有一些父母深信進入大學是成功與獲得穩定收入的單一途徑。誠然，某程度上入讀大學是最直接的人生方向，但並不是成功的唯一方法。就算進入頂尖大學，亦不代表會立即獲得職場所需的知識及技巧。入讀其他大專院校或職訓學校亦有助於在未來工作上取得成就。此外，很重要的一點，是父母要明白子女的興趣未必與典型收入穩定的職業相符（例如醫生、律師、工程師）。提供一個開放、包容及安全的家庭環境，讓子女發掘及發展自己的興趣及專長尤為重要。多與子女溝通，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選擇的是何種課程或院校，只要是他們真心喜愛的，父母都會無條件支持。一個人能對明天所發生的事有期盼總比在壓力底下擔憂好。

無論是在家庭或是教育上，我期望香港社會都能對何謂「標準」採取較宏觀的態度。大學的收生準則不一定要只根據考試成績而定，考生如能達到過往收生的平均成績，在課外活動上能表現出領導才能、良好的溝通技巧及語言能力，這比起背誦能力及應試技巧更能全面表現學生的能力，而學生亦不需追求完美的5**。

Enoch Leung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
人文學院教育心理學博士生

打倒考試怪物

爸爸、媽媽，我終於克服了難關。還記得在一年級時，我曾遇過一隻把我的前途毀掉的怪物──考試。

當年，我成績差得很，每次發成績表都提心吊膽，等著回家被您們罵。可是，您們卻像天使一樣，不打我、不罵我，只是在旁安慰關心我。

當年，我受盡別人的譏笑、責罵。只有您們關心我，憐恤我，在我旁邊教導我，對我不離不棄。您們每天用心地教導我做家課，並幫助我溫習課本，讓我的成績從谷底慢慢地進步。

終於，我的努力和您們的汗水得到了認同。在四年級的結業禮上，我和幾位同學在眾人的目光和掌聲下慢步地走上台上，從校長中接過了「全年總成績第三名」和「飛躍進步獎」。當我在台上看見您們時，我隱隱看見您們的淚光。爸媽，我真想跑過去，擁著您們說：「我終於克服了難關！」

鄧鎂錤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我終於克服了難關

爸爸，我終於克服了難關。還記得我四年級時，當看到其他同學高興地在打羽毛球，我就會十分羨慕嗎？經過半年的努力，我終於克服了它。

四年級下學期，因為我不會打羽毛球，所以上體育課時老師說要進行羽毛球練習，我就很害怕，深怕老師會叫我打給他看，也深怕會被同學嘲笑。正因如此，爸爸發現當朋友們邀請我跟她們一起去打羽毛球時，我總是找理由推卻。

當年我十分渴望可以學會打羽毛球，怎知這個願望不知怎的被爸爸察覺到。從那天開始，爸爸每天下班回來都會拖著疲累的身軀教我打羽毛球。練習的第一天，我還有點懷疑怎會有一個父親堅持教一個連羽毛球拍都可以打飛的傻女兒打球呢？

從那天起，我和爸爸練習了半年，我終於學會打羽毛球了。我終於克服了難關，謝謝您，爸爸！

羅絲柔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有一種關愛，叫做「締造希望」

中三時認識了他，外表俊朗，能言善辯，人群中很容易成為眾人焦點。他的大名常常出現於「遲缺學生」的名單上。接觸後，更發現能言善辯的背後，是巧言令色，善找藉口，違規行動總有萬般理由與他無關，是一位罕見的「智慧型慣犯」。

每一位孩子都需要有「亮點」！朝夕相處後，發現他的成長背景複雜，需要入住家舍，由社工監管，花言巧語可能是他生存的技能吧！我開始邀請他參與不同活動，擔任領袖，引導他正向地發展自己，鼓勵他以自身的經歷去帶領一些迷失的少年，走出困局，助人自助。幾年間，他成功改變了自己，與生父修補關係，重新投入父親的新家庭中。可惜，他的天賦不在於學術之上，當年的會考成績亦未如理想。放榜那天開始，他靜靜地消失在我的世界裡。

七年後的某一個下午，陌生的來電傳出了那似曾相識的聲線，問道:「你還記得我嗎？我想向你說一聲多謝！」那一刻，腦海內動人的回憶不斷湧現，簡單地回應:「我怎可能會忘掉你！」。整天下午，聆聽著他離校後的故事及不同的經歷，他喜悅地說出:「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我想成為一位出色的室內設計師。」。從前那桀驁不馴的小子，現在已一位從事室內設計工作，半工半讀的成熟青年。

由徬徨無助到奮發向前，確實來得不易，能走到今天，正是當天撒下希望的種子。師生「關愛之情」的彌足珍貴之處，正是那份共同創作的美麗回憶。而那甜蜜的片段，更是老師在無助乏力之時，最大的原動力，讓我們綿綿不息地「愛」下去！

黃智偉老師
天主教南華中學

「談判專家」來了

在電視劇集中不時出現「談判專家」抵達現場後，隨即高調接管與當事人對話的場景，現實中這樣做原來只會帶來反效果，破壞現場人員與當事人好不容易才剛建立的微薄信任。因此，談判員到場後，一般只會低調地在背後作出指引，確保「信任」及「溝通」的延續性，待至適當時機才慢慢接手。現實中的談判員究竟是怎樣工作？警察談判組資深談判員嚴明與大家分享他的小故事。

先紓緩情緒，後解決問題
在嚴明的談判生涯裡，面對著為數不少在天台危坐，或是絕室自困的人士。每一個場景，每一個危機，都是一連串事件綜合的結果。警察談判組談判員的職責是引領所有涉事人安全離開困境。在處理自困、企圖自殘或自殺者時，他們的工作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平復當事人的情緒，進而改變他在剎那間的決定或行為，避免作出傷害自己或他人的舉動。面對情緒受困的當事人，很多人知道必須運用同理心，但這個概念卻是知易行難。當對方情緒激動時，叫對方「冷靜啲」並無濟於事，這時負責溝通的同事便需拋開執法者的角色，以陪伴、傾聽、關懷及不批判的態度紓緩對方情緒，只有先平復情緒，才能嘗試理性解決問題。

信任建基於尊重、坦誠
此外，談判員亦不應輕視對方的困難，我們必須意識到對方面對的可能是一個經年累積的複雜問題，一句「無事啦」並不能讓當事人平復下來。我們需要細想一下問題的根源：只是考試不合格？還是背後隱藏著學習過程的不快、同學的欺凌或父母過於嚴格？在改變行為的五個階梯中，傾聽技巧是最重要的一環。雖然我們大多時都未必能夠針對當事人的問題提供即時的解決方法，但回應對方的感受可給予對方最大的認同及支持。若然我們過早作出判斷，或將對方的問題簡單化，只會無助溝通，事倍功半。

另一方面，當事人只是受到情緒困擾，我們不應因對方的異常行為而輕視他的能力和決心。善意的謊言無助解決事件，一旦敗露更會喪失對方的信任。堂堂正正向當事人說明來意，希望了解發生什麼事及保障所有人的安全，坦誠往往是贏得對方打開溝通之門的第一步。

談判。藝術
談判員能夠將當事人從危險邊緣帶回來，但其實並未真正解決當事人的問題，還需要其他專業人士跟進處理。至於當事人最後如何選擇人生路向，並不是我們所能決定。但是，我們要有正確的心態，切勿以為戴著「光環」去做事，否則會因載負過大，而對自己的能力有所懷疑，承受不必要的壓力。不過，談判並不是什麼特異功能，亦沒有什麼片言隻語可令對方馬上回心轉意。相反，談判是一種藝術，要用「心」聆聽對方的說話，以關懷及不批判的態度回應對方，守護每一位當刻面對困擾的巿民。

嚴明
警察談判組警長

一件難忘的事

有一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腦海裡。

去年夏天的一天，我和幾位同班同學一起在科士街籃球場打籃球，我們都玩得很開心。夏日的天氣說變就變，突然烏天黑地，下起大雨。我們一起沖到屋簷下避雨。 由於跑得太急，我不小心跌倒了，膝蓋皮都掉了，血滲了出來，疼得我淚流滿面。

這時，余小周同學一邊安慰我，一邊用蒸餾水幫我清洗傷口。他讓我在屋簷下等候一會兒，就冒雨跑了出去。不一會兒，余小周淋到像落湯雞的跑了回來，手裡拿著一把傘。原來他是跑去借傘了。“來，我來扶你回家吧!” 他完全不顧自己，用傘為我擋雨，我看到他的頭髮都在滴水，十分感動。

這件事情過去了一年多，我仍然歷歷在目，印象深刻，使我認識到朋友就是要互相幫助的。

鄒瑞元
聖嘉祿小學

九日·十年·天長地久

《九天生命日記》，是2006年患先天性橫膈膜疝氣夭折的女嬰高琳琳父親所寫。高琳琳由出生到拔喉，在這個世界上只逗留了短短九天，但對琳琳父母來說是珍貴：「琳琳嘅生命好短暫，但對於我哋嚟講，卻好矜貴」。一份再也觸不到的感情，仍然天長地久。

琳琳父母對新生命極為愛惜，所以決定要把她生下來，希望出生後可以接受手術修正，有一半康復機會。可是出生後，經歷過大手術後，情況沒有好轉，可以擁抱女兒時卻已是訣別之時。琳琳父母在過程中沒輕言放棄，反而更珍惜每一刻與琳琳相處的寶貴時光，即使孩子離開了，父母還好好地記錄這９天相聚點滴，並寫成網誌。想不到高琳琳一個平凡小故事，引起社會極大迴響，不少人到網站留言，當中甚至令曾經𠝹手自殘的孩子懂得珍惜生命；也有青年說打消了自殺念頭，珍惜生命。

琳琳父母提到有些創傷不去處理，反而會形成計時炸彈，傷口亦會越來越深，找個人好好舒發內心的感受，說出來，或許創傷會在不知不覺中被治療。人生總會面對不少難關，面對還是放棄皆由自己決定，每個人的選擇都有不同。琳琳勇敢的面對生命，父母對子女的珍愛，在高琳琳的生命故事中活生生的展現出來。就讓我們好好擁抱生命吧！

文章出處：蘋果日報(2016年10月16日)「星期日專題：愛女9日夭折　爸媽療傷10年」
(鳴謝蘋果日報授權刊登此報導。本文乃本中心所編之撮要)

如何應對藍鯨挑戰

近日媒體多有報道「藍鯨遊戲」引發的青少年自殺問題，值得各界關注。該遊戲在2013年於俄羅斯社交網站興起，陸續傳至中亞、歐洲等地，透過各種高壓手法強迫參與遊戲的青年在50天內不斷按指示自我傷害，並於第五十天以自殺「贏出」並結束遊戲。根據媒體報道，該遊戲至今已導致過百名年輕人輕生，甚至傳出遊戲已開始於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運作。我們無法逐一核實傳媒報道的情況，但認為這是一個契機來討論社會各界該如何應對此類威脅生命的「病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藍鯨遊戲」並非一個應用程式，可以從電腦或手機裏一鍵刪除，而是類似「真心話 大冒險」的遊戲，可以由某個個人簡單地發起。因此應對此類風險時，尤其需要社會各界協力對抗。

肯尼亞政府果斷打壓

政府層面，我們了解到在非洲的肯尼亞，當地政府留意到該遊戲與3宗自殺個案有關之後，即刻勒令當地的各種網站移除該遊戲。他們並致函給Facebook、Twitter、Google、YouTube等社交媒體，懇請他們高度警惕該遊戲的危害性，遏止該遊戲的擴散。肯尼亞政府的做法值得其他政府仿效。在政府層面做出統一的規管及應對，其影響力和效率會大大超過個體的應對。據傳媒報道，本港警方也已着手調查該遊戲是否已在香港擴散。除警方外，如果政府可以統一警示其他持份者，例如網絡服務提供商、教育工作者、醫務人員、服務青少年的社工等，密切留意事態，協調應對，效果將更好。

青少年須要保持堅強的信心抵抗同輩壓力。當你的朋友要求你加入此類遊戲時，請停一停、想一想加入的後果和對自身安全的危害。如果你感到遲疑，請向一名你信任的成年人，例如父母、老師、社工或警察求助。請緊記，這類遊戲的所謂「挑戰」是一種操控人心的噱頭，能夠對這種操控說不才是勇者的行為。除了拒絕你的朋友外，你還可以向前走一步，說服他們立即退出這種害人害己的遊戲。

家長或教育工作者亦都須要更多留意孩子或學生的異常行為，包括突然有不明來歷的傷口、人際關係變差和在互聯網搜尋自殺的方法等等。如果你懷疑他們正在參與該遊戲或其他鼓吹危險行為的遊戲，請先不要批評或責罵他們，而是以聆聽的方式評估他們的現況，例如詢問他們在多久以前開始接觸這類遊戲，或曾經跟從遊戲的哪些指令；他們是否有自我傷害的想法甚或計劃，然後向他們解釋這類遊戲背後的事實和危害，請他們立即退出遊戲。如果遊戲已對他們帶來身心創傷，家長或老師都應該及時鼓勵、陪伴年輕人去尋求專業的治療或輔導。後續也須要繼續留意他們是否確實退出了這類遊戲，並陪伴他們確立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普通的網民請停止擴散此類遊戲， 若有見到有人發起或參與此類遊戲都應該向網站管理員舉報。我們見到有網民特別製作了一個「反藍鯨遊戲」，裏面包括50種搞笑有趣的挑戰（例如「穿兩種不同顏色的襪子」，「邀請一個朋友和你一起看一部童年時覺得很搞笑的動畫」等）。在巴西，也有網民發起「粉紅鯨魚」、「黃色水豚」活動，鼓勵身處心理危機的人勇敢向專業人士求助。這種奇思妙想都是對抗「藍鯨病毒」的一劑良藥。

除了應對該遊戲之外，社會各界都須留意令到這類遊戲得以擴散的土壤。例如，傳媒報道有一些網民認為「藍鯨遊戲」的參加者死不足惜，並認為只有愚蠢的人才會向遊戲主腦交出在現實生活中足以威脅參加者的把柄，例如女生的裸照、家人姓名住址、身份證副本等。這反映了許多人對意圖自殺或遭遇網絡欺凌的人士欠缺同理心，甚至認為他們沒有被救助的價值，「早死早着」。這種責怪受害者的言論，實在阻礙有自殘或自殺傾向的人對外求助，亦不利他們重新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惟有在他們身邊建立包容、支持的社會氣氛，加強對學生、家長、教師和公眾的精神健康教育，鼓勵身處風險的人士積極求助，才能長久地防範類似「藍鯨」之類的「病毒」帶來的危害。

（鳴謝︰多謝黃怡、陳樂然、甘顯麟為本文提供寶貴意見）

作者：
葉兆輝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
程綺瑾為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

文章出處：信報財經新聞(2017年5月13日)「時事評論」
(原文請參閱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article/id/1563145/)

How to Keep Teenagers Safe from Online Suicide ‘Games’

A teenage suicide “game” is trending around the world. A suicide pact disguised as an online game, it challenges players to 50 days of risky tasks, including self-harm, and culminates in killing oneself. The so-called Blue Whale challenge originated from Russian-speaking social media, and has reportedly been linked to more than 100 child and teenage suicides in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Europe.

Last November, an alleged ringleader of the game, 21-year-old Filipp Budeikin, was detained and charged with organising groups that promoted suicide.

In Kenya, where at least three suicides have been linked to the game, the government ordered mention of the game removed from all social media sites. It also wrote to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YouTube and other online companies to alert them.

The response of the Kenyan government has been swift and appropriate. Hopefully, this can protect vulnerable teens from being contacted by predatory “curators” of the game, who reportedly seek potential victims online and invite them to the gam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also looking into the matter. What more could be done?

On Twitter, searching the hashtag #BlueWhaleChallenge brings up posts mainly of people asking if others have heard of the game, warning others not to participate in it, and sharing news reports about it.

On Instagram, a search will trigger a pop-up warning, wherein users are told that, “Posts with words or tags you’re searching for often encourage behaviour that can cause harm and even lead to death”, and a link to support resources for vulnerable users is provided.

Attempts to prevent self-harm and other unhealthy behaviour, such as binge eating, from being glorified on social media do not always succeed.

But a link to professional support services, such as the one provided by Instagram in this case, can turn high-risk content into an opportunity for some to gain access to real-life support. This is a response that should be promoted.

Based on research by the Centre for Suicid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about 20 per cent of Hong Kong’s young people are vulnerable to risky behaviour, such as substance abuse, self-harm and having suicidal thoughts, but do not seek help from existing social services. They turn to friends and social media instead.

Still, intercepting harmful information online is not enough. Vulnerable teenagers need to be identified, educated and supported so they will not fall victim to online suicide groups when approached by one.

In the UK, media reports about the emergence of the game suggested that parents could work with children in fighting off peer pressure, which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powerful force that keeps ensnared teenagers obedient to the curator’s commands to stay in the game.

In Brazil, volunteers have set up campaigns such as the Pink Whale movement to try and combat depression and promote positive values. There’s also a Yellow Capybara movement to encourage depressed youth to seek help and build resilience.

These are good examples of how responses to a destructive game like the Blue Whale challenge can provide help that addresses the underlying issues. After all, the Blue Whale is only a trigger for pre-existing issues such as cyberbullying, depression and low self-esteem, which are already known to affect vulnerable teens.

In short, the Blue Whale challenge is no game. It is a programme created by villains who are trying to brainwash young people by ordering them to complete “missions” that reveal the dark side of humankind. Therefore, never allow this “game” to override your cognitive thinking.

We also urge parents and teachers to stay alert and watch out for any abnormal behaviour among your children and students, including a sudden appreciation of horror movies, a new interest in haunted houses and news about murders and suicides, unexplained wounds on the body, sudden changes in attitude, and internet browsing about methods of suicide, and so on.

If you suspect that they are engaging in this “game”, please first assess their current condition by asking them how long they have been involved and what they have been asked to do, while listening non-judgmentally. Then, give them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correct information about the facts behind this “game”.

If they are still unwilling to stop playing the “game”, encourage and arrange for them to seek professional help.

Such suicide games are a wake-up call for all of us to take our responsibilities seriously as a connected global community. We hope the social media giants can facilitate and promote ethical use of social media, and values such as empathy and care must be honoured.

Where to get help

• 24-hour hotline at Suicide Prevention Services: +852 2382 0000
• 24-hour hotline at Samaritan Befrienders Hong Kong: +852 2389 2222
•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Hospice Care: +852 2868 1211

• Author:
  Paul Yip is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Suicid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va Wong and Max Chan also contributed to this article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SCMP on May 13, 2017 – Insight & Opinion
(For original article, please refer to http://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2094040/how-keep-teenagers-safe-online-suicide-games)

霍金一生的生命教育

史蒂芬．霍金——優秀的宇宙學家和物理學家，早前在英國家中安詳離世，終年76歲。霍金除了為世人留下宇宙起源的研究成果，他勇於面對纏繞大半生的運動神經細胞疾病的堅毅精神，亦為世人敬佩。

人可戰勝「科學」結論

霍金所患的病，雖然在他盛年時已為他帶來各種不便和病苦，後來更全身癱瘓，甚至失去說話能力，還要靠輪椅出入，可是霍金對宇宙的想像已超越身體的限制。

雖然他的理論仍有未獲研究證實的部分，但他追求知識的熱誠已感染不少人，成就亦感動不少殘疾人士，令大家相信只要抱着積極樂觀的態度和足夠的決心，加上一些幽默感，世上並無不可能的事。

1963年，21歲的霍金仍在牛津讀書，醫生已診斷他只剩下兩年生命，「英年早逝」似乎將是他的命運。對一般人來說，1942年出生的英國人的預期壽命也只為62歲。諷刺的是，患上不治之症的霍金，最終比其他同年出生的人活得更久，還多了14年時間。事實上，醫生向病人說的預期壽命，往往是按臨床經驗和研究數據而推斷的結論。

霍金的故事，說明只要我們懷着對生命的熱誠和追尋自己的興趣，人往往可以戰勝這些「科學」結論；他彷彿以生命挑戰醫學的「極限」。

霍金於1985年曾患上肺炎，當時他43歲。醫生曾詢問他的太太會否會考慮移除維持霍金生命的儀器，她毅然拒絕；此後，霍金恢復過來，繼續生活直至76歲。雖然他失去說話能力，依賴語音合成器代為發聲，但他在這些年間作出許多重大的成就。

科技的發展和儀器固然幫助霍金克服身體的限制，更重要的是，他對生存的渴望和勇氣，以及家人的支持，讓他勇敢地活下去。2011年，他曾如此評論死亡：「過去的49年我一直帶着命不久矣的想法生活。我不怕死，但我也不想太快死去，我還有許多想做的事情。」人總有一死，請勿提早結束生命。

也談談霍金與他的家人。當霍金知道患上運動神經細胞疾病的兩年後，他於1965年與潔恩．懷爾德結婚，其後誕下3名子女。面對無藥可治的疾病，我相信霍金與潔恩亦會擔心他們有沒有能力撫育孩子，擔心將來的生活，但這些擔心並沒有阻止他與潔恩共同建立家庭的渴望。

雖然這段婚姻維持25年後便結束，但我們可以想像，霍金夫婦建立家庭和維繫家庭都付出很大的努力。這種愛與被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或許是霍金學術生活以外的重要動力，讓他捱過多年來病患折磨。他提醒我們付出愛和勇氣，亦是生命的原動力。

熱誠堅毅感染別人

走筆至此，筆者忽發奇想，「假若霍金生於今天的香港，他仍可能有這樣的成就嗎？」或者說，「他可以有相似的發展機會嗎？」試想像一位活動能力逐漸退化的大學生，他可以繼續學術事業？他又能否成家立室？在我們時常說高科技的香港，他又能否找到合適的支援，繼續發展事業呢？像霍金的這種患上罕有病的人，如何應付各種醫療開支？

霍金的在學術上的努力，以及他不屈不撓的精神，讓他取得卓越的學術成就。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當然希望這種精神可以傳揚開去，希望下一代可以無懼生命中的各種困難，活出自己；但身為學者，我們亦要反思這個社會是否有這種「土壤」，讓一群身體有缺憾或其他不幸的人可有機會發揮自己的其他能力？這些「土壤」是指無障礙的文化、社會保障制度、社會向上的流動力等等。

回看霍金一生，着實與他研究的宇宙同樣偉大而奇妙。由年輕時開始面對無藥可治的疾病，以極有限的活動能力探究無限的宇宙；失去說話能力，卻嘗試把宇宙和物理的各種艱澀理論說個明白；他一生經歷大大小小的逆境，沒有一樣令他放棄自己，亦沒有一樣令他放棄生命；他仍然熱愛工作，帶着家人和外界對他的支持，努力追尋興趣、夢想。他不僅是個偉大的科學家，他的熱誠和堅毅已感染許多人。我希望年輕一代或是任何不幸面對惡疾或難關的人，能夠同樣受霍金啟發，好好生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作者：葉兆輝 龍偉民

葉兆輝為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龍偉民為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計劃主任

文章輯錄自二零一八年四月六日信報財經新聞-時事評論

給年輕人空間和支持

2018年度的中學文憑試（DSE）終於放榜，大學聯招也很快有結果了！這幾個月來，不但應屆考生，還有其父母也坐立不安，緊張萬分，為的只是渴望一個錦繡前程！

精神健康尤須關注

身為父母，理所當然地希望子女平步青雲，考入大學便可一世無憂！然而，現實並非想像中如意。自從回歸以來，本港大學畢業生倍增，相應職位空缺卻增長滯後，甚至有「向下流」的趨勢，畢業後從事只需中學程度工作的大學生明顯增加。

據教育局資料顯示，本港15歲及以上持有學位人口，由1991至2016年上升四倍多；然而，2016年全年失業率為3.4%，近13.3萬失業人口中；持有學位失業人數約3.38萬人，持有其他專上學歷則有1.48萬人，比2006年時多近六成，創下新高。

因此，於2017年《施政報告》前，社會不同界別已倡議政府應主動規劃創新高端產業發展，創造更多職位和創業空間，好讓各大學畢業生可以發揮所長，人盡其才。

除了畢業生的失業率屢創新高，就是大專生的精神健康也值得關注。近年大專生的自殺情況令人擔憂，2011年只有5名大專生自殺身亡，2017年本地及海外大專生便有超過20人自殺身亡，2018年初至今至少已有10名大專生及應屆中學文憑考生自殺的個案，還有那些企圖自殺的個案也未能盡錄。當然自殺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受着多方面的問題和因素影響，只是一宗也嫌多。

根據2017年政府的精神健康檢討報告上，提出兒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也值得我們關注，就是國際及本地的調查結果，均顯示本港年輕人（年齡介乎12至25歲）的精神病患者算屬於高。

鑑於思覺失調首次發病年齡通常是10多至20多歲，醫院管理局2001年推出的一站式「思覺失調服務」，每年新增病例也約有1300宗；另有本地學者在2008年的研究指出，家長的管教過於專制、缺乏父母關愛和母親的過度操控，都與本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問題（包括自殺傾向）息息相關！

以上數字並非要嚇怕家長，說服大家「讀到大學也不是一件美事」。然而，人生路上挑戰重重，並非人人都是一帆風順，文憑試可以得心應手，順理成章入大學。

生命的歷程有很多，過程往往比其他重要。今天看似困難重重，無法解決，只要不放棄，堅持努力繼續走下去，可能又會雨過天晴，回頭一看，在困境中可能又會找到很多從前忽略了的寶貴學習呢！

家長們請信任子女

在這當務之急，如果子女的成績未如理想，不再是問責的時候了，他們的壓力一定不比我們小，倒不如跟他們好好分析形勢，用什麼策略可以解決當前「危機」；如果他們的成績合乎期望，就讓他們選擇自己有興趣的科目入讀，惟有讀自己喜歡的，才可事半功倍。

學位的科目種類繁多，不只是醫生和律師才可以出人頭地。現在有不少職業生產局舉辦的課程，對一些喜歡非學術發展的同學多一條出路。家長給子女多一些空間和支持，容讓他們根據本身的能力和興趣，作出一些選擇，他們定給我們一些驚喜。

如果家長真的不懂怎樣替子女籌劃，就把重任交給老師，切記不要嘮嘮叨叨，只要拍一拍膊頭，一句「爸爸媽媽撐你，無論如何我們都一起拆點佢！」子女可能已甜在心頭。

有說「玉不琢，不成器」，現今的年輕人面對的挑戰確實不少，他們自身這塊寶玉已被讀書考試、同儕比較、自我懷疑、大環境琢磨……承受着鮮為人知的壓力，父母們，請信任子女，他們一定會變得更強大，就讓我們堅持作他們人生強而有力的後盾，為他們打氣，鼓勵他們衝破一關又一關。

更重要的是，年輕人認識自己，發揮天賦能力，勇敢地面對人生的困難和挑戰，活一個有意義的人生，精采走一回。

作者：葉兆輝 張鳳儀

葉兆輝為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張鳳儀為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培訓顧問

文章輯錄自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八日信報財經新聞-時事評論

齊心成為我們下一代的「生命守門員」

當又一個年輕人選擇了結自己生命時，我們心裏總是戚戚然，更何況是一個只有十歲的孩子。相信不但其父母哭斷腸，每一個作為父母的也刺刺痛，好不易受。

學童自殺事件往往掀起全城的討論，矛頭不是指向政府，就是指向學校，甚至家長。然而，自殺事件往往不是單一原因所引致，因此，現在亦不是要向任何一方興師問罪，相反，是要提醒我們每一個都要成為下一代的「生命守門員」。

如果不是病理所影響，要一個人放棄生命，必定經歷極其痛苦及絕望下才會發生的。本中心根據死因庭的統計，十五至二十四歲的全職學生的組群，由二○一二年十九宗增至二○一六年二十九宗，升幅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二點六，而自殺率則有百分之七十六點一的驚人升幅（由二○一二年的四點六至二○一六年的八點一）。這個數字正正反映出以往作為保護屏障的學校漸漸失去其作用。除了學校，家庭呢？朋輩呢？其他社會保障呢？誰可以挺身作為下一代的保護屏障？

剛剛發表的《施政報告》就建議要檢討現時的學校課程，釋放空間作價值觀教育，從小培育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並呼籲學校、家長和關心孩子成長的不同持份者，攜手協力，一同建構正向的社會氛圍，幫助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和人生態度。

家校營造正向環境

西方諺語「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意指我們需要整條村互相幫忙才能把一個孩子養育成人。父母作為首個良師，要花時間建立子女正面的價值觀，教導他們作一個負責任及善良的公民，並肯定他們自身的價值，而這個價值不是隨着學業成績或才藝成就而忽多忽少，他們的價值應是從父母親的愛而建立的。老師們的影響力也不容置疑，他們不是單單教導知識，還是要教導如何「做人」，老師們的經驗往往帶給學生們有很多的啟發，甚至能啟蒙他們對人生的追求。除了良師，還有益友，朋輩間需要互相扶持，同甘共苦。

無奈地，社會已經忙到透不過氣。許多家長的責任已託付了外傭，莫說要灌輸正向的價值觀，就是家長們能放下手機，靜靜地聆聽子女在學校的趣聞也談何容易。

每逢測驗考試季節，在有限的時間，要子女取得滿意的成績，無計可施下唯有選擇咆哮，這樣下去，家庭的屏障又怎能牢固呢？

至於老師們，每天也被時間追趕，鮮有空間跟學生暢談逸事。一轉眼，就已經放學，日復日，年復年，他們的精神健康也備受關注。在過去的一星期，三位輕生的學童就正正在一些地區名校就讀，不難相像老師和學生所承受的壓力何其大，因此，學校的保護屏障也「危危乎」了。

科技進步，時代變遷，年輕人的溝通方法已經不再面對面，他們只會在社交媒體或文字訊息上溝通。聯繫似乎是便捷了，人與人之間的安全感卻變得不實在。網上欺凌和公審亦加重了年輕人的心理壓力，友情、愛情變得更虛幻，現今朋輩關係的保護屏障似乎也被時代的洪流吹散了。

動員社區防止自殺

記得十多年前，本中心與長洲居民合作，為改寫當時聞風喪膽的污名「自殺勝地」，整個長洲居民，上至鄉委會，度假屋房東，下至街坊街里，都守望相助，跟警方、社工和本中心同工，一同學習預防自殺的應對方案，還有任何一個長洲居民只要一見到面帶愁容的遊客，就會主動上前加意問候，甚至會通報警方或轉介社工，結果，污名隨着大幅下降的自殺數字而除去，並重建「度假勝地」的美譽。

從上述例子，我們相信要拯救下一代，並非責難誰的時候，反而，全港市民也要學習長洲的鄉親父老一樣，每人行多一步，多關心身邊的人，把正面的價值觀和希望帶給他們，成為他們的「生命守門員」。

作者：葉兆輝 張鳳儀

葉兆輝為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張鳳儀為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培訓顧問

文章輯錄自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八日星島日報-教育-來論

為絕望者帶來希望

最近兩宗懷疑是父母謀殺子女後自殺的事件實在令人傷感。據報道，當事人因財政困擾，擔心子女在他們自殺後無人照顧，所以用殺死子女加自殺作解決方法。但不論原因為何，筆者都認為絕不應扼殺子女的生存機會。

據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統計，香港的謀殺再自殺案件在2012至16年間有14宗。港大馬宣立教授對這類案件的研究發現，大部份涉及的都是行兇者和其家庭成員，而行兇者又以男性居多。男性肇事者的特徵通常是學歷較低、受債務困擾、失業、沉迷賭博等；反之，女性肇事者一般學歷較高、較少有債務問題、但較多曾企圖自殺和有抑鬱症狀。男性肇事者的動機主要是因為與對方爭執引起，其次是因怒犯事和精神健康問題等。女性動機主要包括向對方報復、過份擔心一些人或事和「利他主義」的心態（即是認為殺死對方是為了對方着想），例如擔心自己死後無人照顧孩子等。

相比其他自殺事件，香港的謀殺再自殺案件數字一年比一年少，由2012年四宗減少到16年一宗。最近一連兩宗的事件極為罕見，但每一宗都是一個悲劇。究竟我們該如何防止這種悲劇發生呢？媒體報道手法可引致模仿效應。筆者認為近年傳媒的報道手法已較以往改善和負責任，有助防止同類事件發生，值得肯定。除傳媒之外，當局其實亦可提供更多適當的介入策略。根據謀殺再自殺案件的研究，大部份肇事者事前都出現某程度上的經濟、賭博或債務困擾，建議相關的理財輔導機構可主動向有需要人士提供輔導及理財支援服務，甚至可與傳媒合作，在案件報道上提供更多相關支援服務及聯絡方法。

不雪中送炭也別雪上加霜

父母與年幼子女一同尋死的悲劇更帶出文化層面上值得反思的地方。傳媒發現事主在社交媒體中透露近來面對困難時的痛苦，事主提及雖有不少人在他們患難中鼓勵他們，但亦有好些人嘲諷他們的情況。多年前，人們常用「香港人情紙咁薄」來形容香港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和冷漠。在現今社交媒體發達的社會中，我們一方面很容易知道別人的近況，但另一方面我們對別人不幸的遭遇有何回應呢？須知沒有同理心的回應、諷刺，所帶來的傷害比「冷漠」更嚴重。

這些網上暴力往往令本身已需要求助的人更不敢表達自己的需要；即使他們願意在網上透露自己遇到困難時，卻可能換來冷嘲熱諷，結果可能會把一個已經身心受壓的人推向崩潰邊緣。我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別人的痛苦，又是否應該考慮過對方的感受才作出回應呢？須知在求助者眼中，世界已夠冰冷，假若我們不能雪中送炭，也請別故意雪上加霜。

自殺是一個複雜和多種原因所造成的現象，也反映社會整體的精神健康，我們大家都需要多走一步，成為彼此的守護天使。我們不單止要尊重自己的生命，更加要愛護別人的生命。

作者：葉兆輝 沈君瑜

葉兆輝為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沈君瑜為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培訓顧問

文章輯錄自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蘋果日報-蘋果論壇

為年輕人建構「被信任」的機會

日前有報道指一名初中生因母親對其功課薄責後，半夜離家，跳橋輕生。每逢有人選擇輕生都會令人的心沉一沉，何況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誰不痛心？雖然香港每年約有20名年輕人輕生，比其他國家還算低，但是一個也嫌多了。有人會問，家庭教育是否出了狀況？下一代的心靈是否太脆弱？無論如何，頓失兒子的家庭都會背負前所未有的精神壓力、疑惑、憤怒、悲傷、內疚、自責、痛心、羞恥、恐懼……這一切非外人所能體會，社會還是給予空間，讓他們可以慢慢走過悲痛。

年輕人面對巨大轉變

正藉青春期的年輕人，受到荷爾蒙影響，身理心理都有巨大轉變，正在經歷由小孩成為成人的階段。青少年的心思複雜，未必人人明瞭，甚或他們自己也未必明白。除了生理轉變，心理也是經歷尋求自我的過程。著名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 Erikson）提出，青春期階段就是自我認同和角色混淆的階段，他們會被「我是誰」、「我能成為什麼」等的問題纏繞，同時，朋輩對他們的影響也是愈加顯著。

艾瑞克森相信，如果他們在青春期階段發展得不理想，就會造成發展障礙，如角色混亂、生活漫無目的。因此，青春期會被標籤為反叛期，皆因父母已經不能再用強權、高壓、命令等的教養模式「管理」青春期的孩子。不宜用「權」，也不得「放任」，那最好的其實就是「信任」。

最近電影《復仇者聯盟4》大熱，最有話題的是雷神一角，他經歷生命低潮，對自我感到懷疑，也為自己標籤了許多負面評價，日常生活只圍繞?電玩和啤酒，不但失去英偉非凡的外表，亦放棄自己的理想，只hea在家，甚至遭「害怕」和「恐懼」攻陷，患上「驚恐症」。

此刻的雷神，不就是類似對前景感到茫然、對自己充滿懷疑、否定自我價值的年輕人嗎？醫好他心靈的是，當他回到過去與媽媽的一席話。媽媽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肯定他的價值，鼓勵他不要只為迎合別人的期望，反而要努力成為一個真正的自己。—個真正英雄的定義是，能否成功地活出自己。這份信任能醫治受傷的心靈，雷神能再一次舉起雷神之錘，也代表他重獲一顆純潔的心，有力量肩負起保?地球的任務。

讓年輕人破繭而出

任何英雄也有跌倒時，何況還是未能破繭而出的年輕人！信任，是相信對方總有一個好的動機、有好的原因，而非單憑表面的情況判斷他們，甚至懷疑他們的人格。太快否定、糾正或是比較，都會令對方覺得不被信任。面對青春期子女，忍耐和閉口，是父母要好好學習的一課。

一種正面、樂觀的人生態度，不是一句說話便可改造過來，子女需要正面價值的孕育，需要持續的信任，才能破繭而出，成為一個真正的自己，發揮天賦的才華。

近年，社會有不少針對年輕人的項目活動，例如會德豐旗下的Project We Can，特別為一些弱勢年輕人提供培訓和就業機會，幫助他們認識自己，尋找合適的職業。同樣，政府支持的「友．導向」計劃（life buddies），給學生配對一位友師，在社區推動師友文化，促進年輕人向上流動的能力，幫助他們成長，從而減低跨代貧窮。

教會關懷貧窮小組與商界的協作，為年輕人尋找工作，加上在職師友計劃，令年輕人很快認識自己，透過就業，建立信心。本中心主辦其中一個研究計劃，亦為企圖傷害自己的人給予朋輩的支持，在治療和康復的過程中給予幫助。在這些計劃中，特意為年輕人建構機會，給他們信任、空間和適切的支持，見證他們的轉變。事實上，年輕人的潛能比我們眼見的還要多！

中小學的期考季節快將來臨，學校和家庭瀰漫着緊張的氣氛。正是我們更要敏銳察覺，給予他們的支持和鼓勵。

根據世衞的指引，健康不單指沒有疾病或體弱，而是指生理（Physical）、精神（Mental）及社交健康（Social well-being）上有完整的狀態。「信任」就正是醫治心靈健康的良藥，相信年輕人能破繭而出，發揮自己的潛能，成為一個更強大的自己。

作者：葉兆輝 張鳳儀

葉兆輝為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張鳳儀為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培訓顧問

文章輯錄自二零一九年六月一日信報財經新聞-時事評論

沒有課堂的日子

全球抗疫，一切日常運作都被煞停，實行一套新的社會操作，名叫「同心抗疫」。時至今天，全港中、小學?特殊學校及幼稚園的停課日期已有數月，未來除了可能會進行的公開考試外，沒有課堂的日子可能會延至到今年的暑假。隨著疫情全球蔓延，世界各國都先後停止所有中小大學的實體教學活動，以便有效實施相關的隔離措施。「停課不停學」是差不多所有學府採用的停課策略，各種互聯網學習的方法，方興未艾，將學子們沒有課堂的日子塞得滿滿。

「有教無類」是普世的教育理想，讓無論那一類學生，都能得到適切的教育，更是愉快地學習。在考慮停課而不停止學習的種種措施時，教育工作者應責無旁貸地使線上教學能夠清晰地演繹「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可惜的是，當大部分教學因學校關閉而變成線上學習，沒有家用電腦和互聯網連擊的貧困學生頓時失去寶貴的學習機會。2015年美國人口普查數據中顯示，大概一成半有在學兒童的美國家庭沒有互聯網的聯繫。當學生需要在特定時間使用家用電腦和互聯網與老師和同學們在虛擬課堂內見面交談，與此同時也顯露了－連串社會問題如貧窮或富裕的家庭，經費充足或緊拙的學校，充份或缺乏互聯網覆蓋的地區等等差別現象。這些都是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如何踐行「有教無類」的課題。

「融合教育」是世界潮流，是讓有不同學習障礙的學童有機會追近與其他同學的學術成就和社交發展的差距，但沒有課堂的日子卻令照顧學習障礙學童的家庭失去已經追回來的進度。有自閉症和挑戰性行為兒童的家長無法兼顧他們在家學習的特殊需要；也有患有專注力失調及多動活躍症兒童的貧困家庭，因未能負擔上網費用而影譽其學習進度；此外有不少在職家長缺乏支援和指導在家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和發展遲緩子女。在沒有課堂的日子裡，面對不同學習障礙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家中學習，更到位的家長支援是刻不容緩。

沒有課堂的日子，既是疫情肆虐的時候，又是經濟低迷的時候，更是愉快學習常態面對挑戰的時候。父母親面對失業減薪，家人面對受感染的威脅，幼少成員未能託管照顧，甚或屢有發生的家庭暴力，這林林種種的家庭轉變，都為家中學習加上重重困難。就讓學校老師、教育心理學家和在校社工跨過校園圍牆，進到每一個學生的家庭，同行互助，不要忘記同學們都同樣承受因疫情帶來的心理壓力，在沒有課堂的日子．更需要我們共同努力，為在家學習的，保護愉快學習的家庭環境。

盧德臨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文章刊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二日明報港聞A8—＜談天說道——精神健康趣談＞
承蒙盧德臨醫生允許刊登

在疫情下感到焦慮是健康的嗎？

我目前正在倫敦接受臨床心理學的培訓，以下是我對這次疫情中自我隔離的經驗。

在倫敦爆發新型冠狀病毒前曾發生過種族歧視事件，所幸是我並沒有被捲入任何暴力衝突中，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我亦感到被歧視，例如乘坐升降機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和在餐廳用膳時。當時我很生氣，卻明白最好的處理方式，就是離開現場，避免衝突。而這很快亦在朋友之間成為熱話，他們當中有人曾被指罵：「你這冠狀病毒！是你把它帶到這裏來的！」，而有人亦曾因戴口罩而被取笑。這些情況甚至讓我走在街上，出門上班都感到不安全。更甚是，英國政府和大部分市民都低估了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抱著「只不過是普通流感，沒甚麼大不了」的心態，漠視了病毒會為長者和長期病患帶來死亡的事實。

在三月中旬的一個早晨，當我醒來時我感到格外疲倦，發燒，頭痛和喉嚨痛，當時我就想：「難道我感染了冠狀病毒嗎？」，然而我知道自己根本沒甚麼可以做，只能祈求只是患上普通流感。症狀持續了一個星期，劇烈的頭痛使我無法集中精神，而諷刺地由於「流感」，我比國內其他人提早了兩星期開始自我隔離。

根據英國國家衛生局（NHS ）規定，只有表現出冠狀病毒的嚴重症狀（包括持續咳嗽，攝氏37.8度以上的高燒及呼吸急促）的患者方能接受檢測，如果只有輕度症狀，他們還是建議你進行自我隔離七至十四天，換句話說，如果你沒有出現嚴重的病徵，你並不會受到任何檢驗或治療。

由於感到不安和擔心自己的健康，所以我遵循了官方的建議自我隔離。就在自我隔離的第三天，英國首相提出了「群體免疫」方案，並表示：「人們將不得不在失去時間之前失去其摰愛。」正當愛爾蘭和蘇格蘭決定取消所有大型活動並實施停課時，英格蘭表示要讓人民受到感染以增強免疫力。

這種嶄新的抗疫方式立即引起英國國內人民的巨大恐慌，包括海外留學生和他們的父母，我的父母亦是其中之一，並敦促我盡快回家，在他們陷入恐慌之際，我只能在電話裏把我的咳嗽聲隱藏起來。我向學校尋求建議，並需在回家和繼續培訓之間做出最艱難的決定，與其他被建議盡快回家的留學生不同，我的課程較為不一樣，我有着雙重的角色──一名學生和一名實習臨床心理學家，即使學校已經關閉了，我們仍需繼續進行臨床工作，正是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時間，我們更加要為有需要和脆弱的人提供支援，於是，我決定留下來。

人在異鄉，面對疫情令我有了很多反思。起初，我感到焦慮、不安，壓力也很大，知道長期的恐懼會影響自己的精神健康。但是，即使比平時更焦慮，更關注健康和變得謹慎，這並不意味着我們有精神健康問題，所有情緒在人類演化中都有助於保障我們的安全和生命。為了保持精神健康，訂下一些可逹成的目標，對於在抗疫期間增強我們的幸福感、生命意義和希望感，是很重要的。而我的目標包括：定期在家運動，保持健康飲食和正面的心態。與同學、朋友和家人經常保持聯繫亦能令自己感到被愛、被支持和有安全感。此外，我的臨床實習也有效地使我專注在工作上，因為我知道即使在家裏亦能有幸幫助有需要的人，期望着我們僅有的時間對他們來說會是有意義的。

當然，也有些時候因為很不確定的情況會令我覺得不知所措，於是我會用一些「安定心神」（grounding）的技術來應對焦慮感，並將注意力轉移到「當下」（presence），以下的圖片有助指導你完成整個過程。另一種處理方法，是要明白有些情況並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透過了解甚麼是「我們能做」而那些是「我們不能做」，這都有助我們減輕焦慮感，下列圖片有助引領我們的思想。

慶幸是我已經痊癒了，或許我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到底是染上了新型冠狀病毒，還是只是一般的流感。無論如何，願我們彼此保持健康，逆境終會過去。

五種「看得見」，四種「感覺到」，三種「能聽見」，兩種「嗅得到」，一種「嚐得到」的東西。

作者:

梁穎姿, 現為倫敦大學學院, 臨床心理學博士生